■ 万　山

生活，就像农村人家盖房子，是一个长年积累一朝勃发充满艰辛和快慰的过程；生活，又像非遗艺术十八翻，景象一翻一个样，殊难预设不可逆料，而能峰回路转出新出彩，令人眼前一亮喜出望外，局部的一个变化往往能扭转局气撬动运势，就像当年一首革命歌曲所唱的那样：一花引来万花开，贫下中农朝前迈。在国家进行艰辛探索的特殊岁月，林江政治集团如何祸国殃民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寻常百姓怕是无从感知；家长们如何殚精竭虑焦头烂额领着全家老小艰难度日，少年儿童怕也没什么感觉，总是无忧无虑满心欢喜，每天眼一睁就跃跃欲试，欣欣然投入新奇热火的一天。作为小学生，我感觉当年的政治气氛是热烈而有趣的，批林批孔反潮流，评法批儒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有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些难得的人间大戏不啻是时代赐予我们那一代人的慷慨馈赠。我对生活充满信心，抱着主旋律教给的社会认知，确信一年更比一年好、芝麻开花节节高。

可不是嘛！新班主任有新做法，委派我筹集班费，订阅儿童刊物，如《红小兵》之类，在教室布置阅览墙，刊物很好看，有故事有图画，还有科学小窍门。放晚学我常形唱着歌子回家，唱“毛主席的教导记在心，全国学习解放军”，唱“迎着朝阳乘风破浪，我驾驶着巨轮出海去远航”，好听的歌子多了去了。回到家看大姐二姐里里外外忙着家务，把草房瓦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听大哥二哥讲着各种各样的趣闻，真是好不开心。

记得1973年，好事纷至沓来。元旦过后没几天，大姐高中毕业，继大哥之后，成为我们家又一位回乡知青，没多久就担任了生产队妇女队长，为家庭经济状况向好增添了新的力量。初春时节我舅舅从部队回家探亲，路过洛阳我叔叔家，叔叔托舅舅给家里捎回一台珠江牌收音机，这令我 “耳”界大开，可以听全国顶尖的朗诵家播讲故事，可以听“李玉和”那样的京剧大师一句一句教唱样板戏，真可以做到古人所称羡的“耳极世间之声”了。到了春末，我们街上布了电力杆线，宣告我们这条老街从此通上了电。我家对门的饭店和东边的“友好邻邦”黄大爷家，都是街上最早一批用电户。暑假里忽一日传来了十大召开的消息，宣传的氛围里分明透着喜气，传递着国家稳定兴旺的吉兆。到了向日葵成熟的当儿，我叔叔时隔十年再度回乡探亲，穿着藏青色呢制服，带着我们的扎着羊角辫的小堂妹，全家人别提有多得喜了。我领着叔叔到对门饭店办公室给他的老同学老朋友打电话，电话两端都是爽朗的笑声。然后我家就张罗着为叔叔“大宴宾客”，请了两桌人，就在年前刚盖好的那间瓦房内，特地请饭店大厨来家掌勺，又从饭店接通临时照明电路，屋内灯火通明，我二哥兴奋地拉着我到屋外悄悄地说，我们家要是天天这样就好了。嗨！天天宾客满座那怎么可能？但是天天电灯照明不是很快就实现了吗？

叔叔这次回家，为我们买了一张全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这两张挂图对我后来高考地理得高分起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叔叔还给我们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培养我们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就在这年深秋，我大姐进了东胡集社办企业蔬菜脱水厂，此前我大哥也进了本公社的社办企业综合厂。东胡集蔬菜脱水厂是我县乡镇工业的明星企业，做外贸生意，效益好，当时就有了轿车，很是牛气。厂里有职工食堂和职工浴室，工作条件不错。大姐工作不算重，固定工资每月22元，比较顺心。我们公社的综合厂门类较多，按件计工，多劳多得，因此大哥收入也不比大姐差。当了工人，消费立马高了，大姐买了紫金山手表，买的确卡、华达呢衣料也不见得怎样吃力，大哥在穿着上也是向大姐看齐的。姐弟俩由务农转为务工，加快了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

我父亲也在为家庭的脱贫继续着他的各种尝试，贩卖洋葱然后就种植洋葱，贩卖大蒜然后就种植大蒜，贩卖四季豆籽种然后就种植四季豆采收籽种，以谋求更大的收益。此外，购买微型烟卷车子制作土烟卷，织渔网捕鱼，做虾吊子捕虾，这些都干过，还曾上盐城到盐场找活干。想法和做法都不错，但无奈自身“执行力”不强，往往是半途而废或是功亏一篑。比较擅长和牢靠的，还是做小商贩，贩卖芦柴、蔬菜、水果和熏烧肉。那些年里，生产队也曾“唯才是举”“选贤任能”，安排父亲到糕店打大饼、做挂面、当会计，也安排父亲“进驻”社房当过饲养员，但他到底还是回归了最适合自己的自由“职业”，赚钱玩牌睡懒觉三不误。

1975年，我妈涨了工资，而且涨幅很大，我家的生活眼见得真是渐有起色了，而街上那些家底原本厚实、家境原本优裕的人家境况自然就更上层楼了。那些了不起的街邻房子盖得一家胜过一家，让人震撼，令人眼热。早在1973年春天，黄大爷家就在其后家天盖起了三间扁砖到底、高大宽敞的青砖青瓦房，而且室内还做了标号很高的水泥地坪，黄家哥哥用粉笔在当间地坪上画乒乓球“桌”，一众小伙伴在此打乒乓球居然也能玩得不亦乐乎。街西头的胥大姨娘家盖的也是青砖青瓦房，石头站脚，房子盖得既精致又墩实，小巧美观。再到后来，约在1974年春天，西边的邻居郭、李两家盖起了红砖红瓦实心墙的连栋起脊小楼，着实让人惊叹不已。

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曾有过盖瓦房盖出麻烦的跷蹊事。好像也是在1974年，一位曾经在我们街上供销社工作过的干部，在其老家盖起了带走廊的大瓦房，房主因之被政府选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典型，人遭批判，房子跟着“沾光”，被全县组织参观，现在想来，那真是荒唐的一幕。

1976年，是国运衰极的一年，高层三颗巨星相继陨落，唐山地震惨烈无比，那个广为流传的所谓李四光地震预言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极大的恐惧效应，各地都在全民皆兵防地震，家家户户到了深秋都还住在地震棚里。有位亲戚闲谈中好意劝说我妈，说好些地方把小猪仔都杀掉吃了，你家就不要执迷不悟心心念念想着盖房了。这一劝，我才惊讶地获知，我们家正悄悄备着材料准备盖瓦房呢，我同时也猛省到，舅奶家门前小路南侧码放的那几簇新砖头垛子正是我家的。我妈意志坚定，认为震就震了，那是天降大事，根本不在当家过日考虑之中。后来，我进一步得知，要盖的瓦房在南圩选址，就在秦氏故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