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海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举侵略中国。1939年3月1日，古城涟水也被日寇占领，涟水数十万人民群众和爱国志士都激起无比的愤怒，于此前后，资产阶级中上层人士又不断地产生妥协派的亡国论或冒险派的速胜论，还出现了反共派的一党论。

1940年秋，以多年顽区助理员卜赞庭为代表的中上层封建地主阶级欢迎日寇搞伪化，被我人民政府立即镇压，统治广大人民14年的顽区长金欲初对日寇也妥协了，公开反共，以汉奸罪名杀害我抗日同志文宝国，限制和围剿我抗日队伍淮河大队活动，逮捕我抗日人士。

在敌寇初进时，我涟水北部地区出现南禄、周沟、杨桥、郑谭口等地的群众自发与敌人坚持面对面的阵地战，由于不了解敌人情况和战争的性质规律，结果造成很大损失。还有代表封建势力的中上层分子，如朱兴庆、朱辅才，袁圩的袁泽夫，小窑的马润九，杨桥的王海平等人，他们控制了涟水东北部。他们是观望派，内心也是积极反共派，不主张抗日，想搞伪化，派些爪牙当汉奸，这样就可以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损失。因此，想他们抗日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抗日阵营中的绊脚石，且胆小如鼠，日寇施点扫荡颜色就吓得要死。光荣伟大的抗日责任，只能落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身上。

日寇一来时，就采取极其野蛮和惨无人道的政策，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认为中国人民是懦弱胆小的，妄想以此达到建立区伪政权，实行伪化，可是，这一梦想，敌人注定是无法实现的。

敌人愈达不到目的，就愈疯狂地进行扫荡，实行军事烧杀、政治欺骗。然而，事实教育了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敌人愈是疯狂扫荡，愈是要积极地反抗，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淮河大队根据上级指示，主要是加强进行反伪化、反扫荡工作。

淮河大队大胆地开展游击战争活动，利用一切有效形式，在敌伪扫荡时，迅速组织人民武装，参加各种抗日武装活动。涟水北部三面当时有800名武装晋升到主力部队，组织当地民兵打仗，一直深入到敌伪区。

1942年春，敌伪大扫荡时，一天，有大新集、百禄集、薛集、黄巷之敌四面出击，游击小组全面迎击，晚间各路会师，捷报大胜，敌人皆被打得狼狈而回。

游击小组的胆子愈打愈大，人数也愈打愈多，与之同时，敌人与我们相反，整个抗日斗争过程暴露出敌寇无比的残暴性和衰亡性。游击小组根据党的指示，在政治上尖锐地揭露和暴露敌人的弱点，说明抗日民族斗争的结果是我们中国人民必定胜利。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就是斗争的理论武器，敌伪的残横暴虐就是现实的具体事例，在和敌人斗争过程中，游击小组出现了无数的杰出宣传家，充分说明共产党的队伍既是战斗指挥员又是宣传员。游击队所到之处，皆组织大规模的墙报运动，一直伸入到边缘敌区中。这对敌人是很大的动摇打击，又是对群众很大的鼓舞教育。

在情况紧张时，游击队伍便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白天隐蔽于群众或敌伪中去，晚上出来活动。当时敌寇曾替游击队编了一首歌说：子丑寅卯，到处乱跑；辰巳午未，蒙头就睡；申酉戌亥，等招挥师。说明游击队的积极活动与纪律性。

同时，在我三区又出现徐继太等顽匪分子活动，游击队就乘着斗争的形势发展，并保护群众不受人身财产损害。游击队大抓武装，与伪、顽、匪等势力进行公开斗争，采取派进去、拉出来的方式，如黄巷、何沟据点，派薛绵茂、尹重求的数十支武装，既保护群众安全，又扩大了游击武装。此外，在杨桥、大新集伪匪据点的附近组织群众性的游击武装进行斗争。

游击队派该地区党支部同志在敌人内部掌握敌人动态，常常让敌人一阵空想白忙。还有个别同志在形势紧张时，跑到伪化据点里去，游击队就采取猫进去挤出来的办法，就这样慢慢缩小敌人的力量。在敌伪据点里的比较顽固分子，游击队利用关系和敌人之间的相互矛盾，坚决打击敌人，以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还采取孤立坏分子的方法，争取大多数人靠拢我方。

（根据县档案馆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