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子林

 

陶老师家在上海浦东，因为夫妻长期两地分聚，我到北京上大学以后，他也调离涟中，先在离上海较近的苏南某中学任教，后来调回上海工作，从此我们失去联系，但是我一直在惦记着陶老师。退休以后，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我通过多种渠道，终于在2018年8月与敬爱的陶雪初老师取得了联系。2018年10月涟中举行90周年校庆活动，我专程去上海当面向恩师表达了谢恩之情，并把他接到涟水，与他一起参加了涟中90周年的校庆活动。

另一位是高三教我们化学的史克老师。史克老师是1953年的大学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涟中从教的。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被平反。划为“右派”以后，一般人早就无心工作了，但他却能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成为最受学生爱戴、评价最高的化学老师。史克老师的敬业精神和授课质量是出了名的，以至于涟水教育界无人不知，有口皆碑。与他同期的老教师陈东森对他的评价是：“他的备课工作，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翻阅他所能找到的参考书、各种资料，教本上记得密密麻麻，还写出非常详尽的课时计划。一道题从何讲起，重点解析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对教材真正做到熟烂于胸。”我们这些学生听他讲课，也感觉他讲得非常透彻。由于政治上的折磨，平时他总是耷拉着脑袋，但是一走进课堂，他就精神抖擞，讲课铿锵有力；他善于启发学生思考，诱导学生思路，我们听他讲课，总是聚精会神，因此我们非常喜欢上化学课。最让我难忘的是，高考之前三个月的总复习，每周他都给我们出一张模拟高考的试卷，让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并且当场交卷。在三个多月时间里，我们至少进行了十二次以上化学模拟考试。1964年高考，我们理工科的考生，大家都觉得化学考得最好，因为高考的化学试题我们全部做过，我拿到化学卷子，从头做到尾，感觉非常顺畅，一道难题都没有。当年涟中146人参加高考，考取78人，其中56人被全国重点大学录取，不少同学读的都是化学或与化学相关的专业。当年全国高考的升学率为17%，而涟中的升学率竟然达到53.4%，史克老师对此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和历届涟中校友都很崇敬他、怀念他，至今仍然铭记他的恩德。

初中和高中阶段，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贫困和饥饿一直困扰着我，至今刻骨铭心。当年，像我这样家徒四壁的农家子弟，能够完成学业，走出困境，全靠党和政府的资助和父母含辛茹苦的无私付出。住校学生每月要交6元钱伙食费，由于我家经济困难，我每月享受4.5元助学金，其余1.5元要由父母自筹。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靠一只母鸡生蛋换点钱，那时候鸡蛋三四角钱一斤，而且一只鸡一个月也产不了多少鸡蛋；有时父亲也把家里种的小白菜拿到街上去卖，一筐小白菜也卖不了二角钱，而且常常卖不出去。我回学校的前一天晚上，由于凑不齐1.5元钱，母亲常常走东串西，还要向左邻右舍借上几角钱，那种贫困潦倒的滋味非亲历者是体会不到的。经济困难时期，学生光靠每天一斤原粮，没有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供应，是吃不饱的，特别是男生，饥饿是常态。初中和高中阶段正是长身体的时期，父母担心我在学校挨饿，每次回家，父母都想方设法给我准备点干粮让我带到学校，有时是玉米面饼，有时是炒面，让我饿了补充一点。实在没有粮食，母亲就把胡萝卜剁碎，晒干了放在锅里炒，再磨成炒面，让我带到学校。总之，每次返校，父母绝不让我空着手回去。其实，不论是玉米面饼子还是炒面，都是父母从牙缝中省出来的，我多吃了一口，父母就要少吃一口，在1960至1962年最困难的三年期间，父母都得过浮肿病，差点要了命。每每想起这些，我都非常愧疚，甚至有点负罪感。2015年4月高中同班同学在涟水聚会，有一位同学说起当年对我的印象，说我又高又胖，顿时我感觉非常惭愧。父母之恩子女是永远报答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