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北禄据点的日伪军作垂死挣扎，在据点的四周加筑工事。姜钧的三哥趁敌人筑工事时的混乱之机，让妹妹姜钧挎篮叫卖探敌情，为摧毁据点早作准备。

一天，姜钧挎着装有烧饼、油条、花生的篮子，早早就到达北禄据点前叫卖，观察日伪军的人数。初次来，她见伪军一会儿凶狠地盘问着这个，一会儿又拷打那个，吓得她连暗号都忘记了，只得扫兴而归。次日，她又大胆地到据点前叫卖。一会儿，一个伪军指着她的篮子问：“是咸饼还是甜饼呀？”一句话，对上了暗号。她便退到小沟边，手往头上慢慢一抹，从辫子里带出一个小纸团，顺手夹到两块烧饼之间，递到对方的手上，顺利地完成了联络任务。

隔了两天，姜钧又来到据点前，还是那个人，上前询问道：“小姑娘，有香烟卖吗？”她回答道：“今天烟没带来。”那人便伸手到篮子里翻找起来，乘机留下一个纸团，还顺口道：“明天不要忘记啦！”她立即把纸团装到内衣里。

姜钧刚准备回家，一个监工对她怀疑起来，立即赶过来，手执皮鞭吼道：“小姑娘，你怎么又来了！”她赔着笑脸道：“老总，吃花生吧！”他上来就揪住她的小辫子，又把她拖到岗棚前，花生洒落一地。监工气急败坏地说：“老实说，你来干什么的？”姜钧回答道：“卖东西，家里连点灯的油钱也没有了。”接着，那个监工又咆哮起来：“吊起来打，看你说不说！”后来，又上来一个伪军，举手就给她一个耳光，打得她两眼直冒金星。但伪军还是一无所获，这时，一个戴墨镜的当官赶过来，很远就喊道：“出什么事？”他们回答道：“小丫头，可能是八路派来的！”当官的说：“竟有这事，让我带去审问审问。”她便跟着长官去，走到偏僻处，未想到，长官低声说：“快回去，以后不要来了。”因他戴墨镜认不清，但又觉得面熟，她仗着胆子问：“你不是家乡的冯振朋保长吗？”长官回答道：“你认错人了！”因他带三个人投敌，怕她回去说，便说了一句搪塞之言。回家后，她把发现冯振朋投敌的消息告诉了三哥。三哥说：“以后我们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反正过来。”

姜钧先前曾在做地下党的大哥那里以帮带孩子为名当了三年帮手，后因革命形势紧张，她回到了老家。三哥常带她串门子、看热闹，实际上是参加地下党活动。区里的女干部冯家珍常来，见姜钧很活跃，又有觉悟，便动员她参加村里各项活动。姜钧事事带头干，积极性很高。可是，她妈封建思想很重，认为男孩可以外出闯荡，而女孩外出就有失家风。

1945年5月的一天，晚饭过后，姜钧的三哥说：“今晚有事，我出去了。”姜钧刚要跟他走，妈妈手拿菜刀，喝令不准走，三哥眨眨眼，就离开了。无奈之下，姜钧对妈妈说：“我到大妈家玩玩。”妈妈这才未阻拦。天刚黑，她乘机溜走，与三哥一行三人会合，同去邻庄烈属张茂良家。还有村长王洪博，党组织委员周锦友、治安委员顾一兵。到了张家，推开锅屋门，围坐在锅门口的草上，点亮锅台上的素油灯。担任村支书的三哥宣布开会，他从口袋里掏出写有入党誓词的一张红纸，挂在锅台上说：“小妹今年仅有十六岁，还少一年才能入党，但近来你表现很好，经过党组织培养，区委批准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她一听，感到很惊喜，认为这下就能挣到红牌子了，迫不及待地对三哥说：“你把红牌子给我。”弄得三哥莫名其妙，随即问她：“什么红牌子？”她很高兴地说：“大哥对我说过，凡加入共产党的都发红牌子。”三哥听后笑了起来，对她解释道：“那时你小，大哥蒙你的，你还当真的，共产党组织是秘密的，哪敢发红牌子呀。”姜钧这才恍然大悟。

随后，三哥对着红纸，举起拳头领着妹妹宣誓。宣誓刚结束，忽然外面传来狗叫声，三哥吹灭了灯，各人都静下来，狗叫声一停，大家悄悄地离开张家，投入夜幕之中。

在采访中，姜钧对笔者说：“当年区委书记段青炉同志认为我很小就参加革命活动，在敌我残酷斗争的环境下，为抗日付出很多，批准我填表多报一岁。”两个月后，姜钧转为正式党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