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日军攻占上海后即进攻南京。南京的学校停课学生分散回乡，我也从金陵女中离开南京回到了家乡。大哥张鸿贵订了一份日报，常看到报道前方战场上的战况，不是这里失守，就是那里撤兵，他看了唉声叹气，常念叨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有国，哪有家可言”之类的话。另外，也常听到他怨恨国民党丧权辱国、腐败无能、节节败退，苏南各地沦陷，苏北也岌岌可危。他看战报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西北战场的消息，很佩服八路军的作战勇敢。因此，一九三七年冬季至一九四八年这一期间，我走出家门来参加抗日活动，他是积极支持的。当然，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也曾有所阻挠，一则担心姑娘参加救亡活动，抛头露面，引起说长道短，名声不好听；二则怕被打死，有生命危险。

一九三七年冬季，陈亚昌、李干成等同志从苏南等地回到了涟水， 串联、发动成立抗日救亡组织。我们兄妹当然是他联系的主要对象， 说服我与他们一起搞抗日。我哥积极支持和赞成，但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父亲就不免有所顾虑，经我哥多次劝说，他也同意了，我于一九三八年初春正式离家参加抗日工作。哥哥在不太平的环境下，仍在益林、东沟做生意，家里雇人织布、酿酒、榨油、经营棉纱布匹，所赚的钱，一部分自家花销，一部分供给我们同志吃住。在我一九三九年入党后，我们有了抗日武装八团、九团。大哥把家里的枪支弹药全部捐赠出来，每月还给我十几元大洋缴纳党费，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一九四〇年春，国民政府江苏省省长韩德勤根据蒋介石消灭苏北共党分子、消灭新四军的指示，密令城乡大小的特务以及乡保政权， 对我们大肆抓捕，烧杀。顽旅长王光夏部队在钱集北马庙围剿我陇海支队第三梯队的八团、九团，当时大哥伪装驴贩子送子弹到前线。不几天后，敌军三十三师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在夜晚将我家团团围住。幸亏我头一天完成任务后，已返回地委。哥哥也得到了消息，早上逃出来，但父亲、嫂子、小侄儿以及长工都被抓了。国民党顽军兵分两路，一部分人挖地三尺，想抄金银财宝，要把抢劫的财物用马驮牛拉运走，另一部分人将我父亲五花大绑，用煤油、辣椒水，将父亲的肚子灌得像一口大锅，然后压上刑杠，用力踩，搞得老人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勒令他招供我和大哥的去向，我地委机关、八团、九团在什么地方？哪些人常来往住我家？父亲以大义为重，矢口不供情况。与此同时，敌人将我家十三岁侄儿张翼的小脚吊在桥梁上，上老虎凳子、假枪毙等，搞得他们死去活来，就连雇工姚三爷等人也遭抽打，由于我父亲态度坚定，也就壮了他们的胆子，同样宁愿受酷刑，也不说出真情。敌人无可奈何，就将父亲等人上了脚镣手铐，带到苏嘴一带，引诱威胁父亲说：“我部以三万大洋悬赏，捉拿你闺女归案。你能招出共产党人员名单，就放你回家，否则就叫你去见阎王。”我父亲正气凛然地回答敌人：“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有什么错？我闺女参加抗日救国又有何罪？你们有本事就去逮捕，我什么都不知道。”后经过大哥多方设法和花钱，才把他保释回家。

在这次敌人大搜捕中，好些同志遭了毒手。如薛华甫同志家被烧得精光，我们亲友中有陈锦美、李东旭、石辅等同志被逮捕。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吴码头的吴乐群同志，在特务分子朱桃芝兄弟的告密下被逮捕，在遭受酷刑下被杀害。吴乐群同志在就义前高呼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至今我们家乡的人民还缅怀着他。

敌人的暴行从反面教育了我父亲，他也就更加坚定地跟着我党、我军。因为他在乡里有声望，再加上他爱说爱闹的性格，从东家到西家，从南庄到北庄，好说古道今，从此后变成抗日宣传员。周围邻里也喜欢跟他打听些敌我斗争的好坏消息。他把从我们同志中听到的消息，革命道理进行宣讲。群众也将道听途说的消息告诉他，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请教他，使他从群众中知道不少敌我斗争战况以及群众对我党施行的方针政策的意见，然后如实地向我地方党政、军队汇报。敌人对我党我军的造谣和破坏，我们的同志听不到的消息，也常从他那儿得到。就为这个缘故，万金培等同志戏称他为“土电报”“老灵通”。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对我家进行疯狂抢劫，逮捕我父亲，而且还时时地派特务分子或便衣侦探监视我家的庄子，搜捕我们同志，就在这严酷斗争情况下，由于有石继泽、张伯英、李岸等同志保护，我家地下党交通站——“抗日大饭店”仍在坚持着为抗日服务。如地委书记杨纯、地委委员杨汉章、冯国柱，以及九团的负责同志，在张群等同志的掩护下，利用敌人空隙的机会，还是经常出入我家。在这许许多多的男女同志中，我哥哥最敬佩的是地委书记杨纯同志，他常以杨纯同志为榜样对我说：“人家是从大城市到艰难困苦环境下闹革命的大知识分子，你要向他学习。”

一九四〇年秋冬时，我大军东进，建立盐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又重新成立军部，我家又热闹非凡了。虽然我在淮阴涟水工作（当时将涟水划为涟水、涟东两县，分属淮海、盐阜地委领导），偶尔回家，每次都见到家中开流水席的场面，三五桌，来来往往，从地方到军部的负责同志，真像做喜事那么热闹。我嫂子告诉我：“两个女人实在忙不过来，只好请一个女佣人和一个打杂的小伙计帮忙推磨、烧茶、煮饭。”哥哥对我说，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前后，常到我家的有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孙湘夫妇等军部的不少负责同志，三师的各旅、团长等负责同志，还有地委的刘彬、曹荻秋书记，至于县委李萍、汪星、万金培等同志更是常来常往的常客，甚至刘彬夫人郎林、赖传珠夫人孙湘还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我家，由我家负责抚养。

大哥不仅生活上对他们热情款待，还很注意保护他们的安全。 一遇到有敌情就立即转移，特别是对待女同志，更是亲如兄妹，比如对身患重病又失去丈夫的陈映同志（陈映的丈夫许晴同志是一位出名的戏剧艺术家，在日军扫荡中壮烈牺牲）、杨彬、田克、许荣这些从外省来到我们家乡的革命女知识青年关怀备至。当陈映卧床不起之际，他拼死拼活地动员庄上同情革命的群众，抬着她东跑西藏，掩护她母子三人（陈映同志新中国成立后病故长沙，两个儿子在北京工作）。因此，他得到了同志们的信任，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张大哥。“抗日大饭店”与张大哥在革命同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大哥拥护我党我军，我们党非常信任他，尊重他，叫他当地方参议员，以爱国民主人士相待。无论涟东县或盐阜地区有什么党外人士活动，都邀请他参加。由于大哥与江南、江北做生意的商人关系很多，新四军的后勤部门，就叫他以商人的身份为掩护替新四军做买卖。他千方百计把苏北的海盐和土特产运到敌占区去卖，又从宁沪购回药品，甚至枪支弹药运回根据地。这个秘密生意他从来未向家里人透露半句，一直保守秘密。抗日战争后期，有一次贩卖海盐到江南，不知怎么被敌人发觉，盐被没收了。帮助他做生意的人都被敌人逮捕了，人财两空，损失很大。以后他谈及此事，还感到很难过。

在这残酷斗争中，每遇敌寇大扫荡，他还为我部队埋藏军用物资， 文件等物。我就不止一次地看到我家西屋和炮楼底下藏有各种军用品，扫荡之后他又如数交给部队。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在西去延安前，曾带着随行人员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刘少奇同志茶余饭后常和我大哥一起在院子内散步聊天。刘少奇同志开导和鼓励他：“利用自己的商人身份好好为党筹集资金，购买战争物资，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护革命力量，党和人民会记住你的功劳的。”他常常赞许刘少奇同志平易近人，并对别人讲刘少奇同志如何深入浅出地向他讲革命道理，以及怎么鼓励他为革命工作多做贡献。谁也没有料到，在“文革”中，这成了一条罪该万死的大罪状，颠倒是非地说他保护了刘少奇，刘少奇夸奖了他，说是什么牛鬼蛇神互相包庇、互相吹嘘，不仅从南集到下营戴高帽子游斗，而且还把他的所谓“罪行”登在当时造反派所把持的《新华日报》上。并把他开除公职，停发工资、粮票，让人民监督、劳动。直到 打到了“四人帮”才落实了政策，恢复了他的名誉。一九七六年六月，我回老家去，这是最后一次与大哥见面。他对我党仍然丝毫没有怨言，还安慰我说：“全国许多干部都遭批斗，全国人民都在遭罪，我受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大举进攻苏北，使我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被迫撤离了淮安、淮阴县城，实行战略转移。这时，华中局的一些负责人如曾三同志、李坚真大姐、章蕴大姐、边区政府副主席刘瑞龙等许多同志又转移到我家里。这时由于战争的破坏，又停止了商业的经营，城里的家产早就损失一空，因此，家境就远不如过去了。当这些同志来到之后，吃不上白面馒头和好菜好汤，大哥总感到过意不去。有一次他亲自动手，把几只老母鸡杀掉来慰劳正在生产的李坚真大姐和其他同志。

在淮安、淮阴失守前后，当时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同志因车祸受伤，住在我家休养，大哥为了使他有个安静的环境养伤，特地把我家野外看松林的两间草房打扫干净，给张爱萍全家和警卫员住。为了保证其安全，大哥和民兵一起站岗放哨，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他还收集敌人的各方面情报，向张爱萍同志报告，供他分析、了解形势。同年九十月间，淮安、淮阴先后失守，这时张爱萍同志奉命去山东，可是国民党大军压境，人心惶恐，谁也不敢沾共产党的边。县、区、乡干部没日没夜忙着组织动员群众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加强党的战略方针的宣传和教育，又要准备敌人占领后的武装斗争等。张爱萍同志能否安全抵达山东，大哥肩负重任。他左思右想，动员庄上人来抬担架的必须是最可靠的人，最后他决定叫我堂哥张鸿德负责抬担架，挑选了庄上最可靠的民兵沿途护送。张爱萍同志动身时，给哥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开头即称“族兄”， 自称“族弟”，并送他一口袋大米表示谢意。张爱萍同志平等待人，重视军民鱼水关系，我哥钦佩不已，他在一九七六年重病期间告诉我，这封感人的信他长期保存着，直到“文革”初期，由于害怕造反派搜到才烧掉了，感到十分惋惜。

一九四六年秋，淮阴失守后，国民党精锐部队七十四师张灵甫等部大举进攻涟水城前夕，我们地区支前的干部，如项南、唐小石等许多负责同志，以及县里的支前领导就将支前机关设在我家里，在这里进行民工和民兵的调度，筹划粮草供给、上下联系、调兵遣将，以保证前方作战的胜利进行。我大哥一如既往、全心全意地安排同志们吃住，没有丝毫的畏惧。涟水城易手后，支前机构撤销，地、县同志分到各地与敌人周旋打游击，“抗日大饭店”过往人员就没有那么多了。

我军转移后，敌军、还乡团十分猖狂，大肆搜捕我党我军人员， 残酷地杀害被捕的地方干部和革命家属，并引诱当地的地富人员归顺中央军。严圩严中华的父亲严大炮来劝说我哥哥：“不要再为共产党出力服务了，要归顺蒋委员长的中央军。”他丝毫不为所动，带着家人舍弃家产，跟随在盐阜专署工作的万金培、赵心权等同志与敌人打游击。一九四八年春夏之间，我主力十二纵队三十五旅与地方部队从和敌人打游击，到主动向敌人进攻，消灭其有生力量，在涟水北边灌云与顽军徐继泰作战取得胜利。不久，我三十五旅又集中优势兵力与地方部队协同作战，匪军鲁策山带着还乡团浩浩荡荡下乡，被我三十五旅主力部队所打败，从黄营到李大楼一线进行追击，敌人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屁滚尿流地滚回了涟水城。这两个大胜仗，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敌军和还乡团及顽固家属的反动气焰暂时不那么嚣张了。这时，我哥才有时回家。但他没有忘记对我军的拥护和爱戴。曾记得，有一次，他与石继泽同志在一起，搜尽了腰包，买了十几斤猪肉到三十五旅来看望首长同志，很客气地说：“现在穷了，没有钱慰劳你们，只能买点肉给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前后，部队党组织命令我去山东益都县华东局党校学习，我从此就离开了苏北，离开了家乡。新中国成立后，在苏北战斗的同志也分散到全国各地去工作，此后，“抗日大饭店”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

哥哥从一九三〇年左右到病故为止，一直拥护和支持我党，但不愿参加革命队伍，就想当个开明进步人士，这是过去社会痕迹在他身上的反映。像大哥这样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人，在我的家乡不止他一个。在我印象里，还有不少的人，如李桃园的李仰周，李舍圩子的李八爷，涟西朱南荡号称“苏北小延安”的朱启宇、朱启勋、朱启杰三兄妹，淮阴的张一平、吴道楼家等等。他们不仅都为革命贡献出了自己的弟妹、子女，同样也冒着倾家荡产和生命危险，来保护我们的同志。这些老一代人虽然都去世了，我们作为当时的历史见证人，什么时候也没有忘记艰难困苦的过去，也没有忘记这些人在我党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教育的影响下，为党为人民所建树的功绩。

 

张鸿贵

 

张鸿志

 

“抗日大饭店”旧址

 

（县委党史委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