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多发性骨髓瘤专家心目中，有一位中国同行，被称为“中国的骨髓瘤先生”，在多发性骨髓瘤领域建树颇丰。他就是上海仁济医院血液内科主任、上海医学会血液分会主任委员侯健。

1964年8月，侯健出生在涟水。1980年，为了同时圆“当兵”和“上大学”的梦，侯健选择了第二军医大学，199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本科毕业时，一腔热血的他积极报名，于1985年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收复老山的战斗。这段经历，使得侯健迅速成熟起来，更加沉稳，对名利也看淡了许多。

回到上海后，侯健选择了血液科，因为喜欢。当时血液科有许多机制性的研究，一些疾病已可以诊断到某个碱基或氨基酸的突变，这让侯健兴奋不已。带着兴趣，不知不觉间，侯健在多发性骨髓瘤的诊疗和研究之路上已经走了30余年，并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侯健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多年来共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SCI论文40余篇。

侯健是国内最早开展骨髓瘤靶向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免疫疗法的医生之一，在这些领域他都有深入研究。侯健师从我国著名临床免疫学大师孔宪涛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多发性骨髓瘤免疫诊断与免疫发病机制的研究。2000年，侯健在国外做访问的时候，看到国外的报道，骨髓瘤使用免疫调节剂“沙利度胺”进行靶向治疗，效果良好。回国后，他立即开始寻找，发现国内一种治疗麻风病的药物正是同样的成分，于是他最早开始用“沙利度胺”治疗骨髓瘤。此外，他还在国内牵头免疫调节剂“来那度胺”治疗骨髓瘤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在国内最早使用蛋白酶抑制剂“硼替佐米”治疗骨髓瘤。

2003年，侯健诊断了华人第一例IgE型骨髓瘤。IgE型骨髓瘤十分罕见，当时国际上的所有报告也仅有30余例。得知消息，他的导师孔宪涛教授高兴地说：“我们的多发性骨髓瘤系列终于补齐了。”

回想诊断的整个过程，侯健最大的感触是：“作为一名医生，做工作真的要细之又细。”从1998年，侯健提出白细胞介素6（IL-6）促进多发性骨髓瘤发病的二相性假设，到2002年建立国内第一个经过系统鉴定的骨髓瘤细胞系CZ-1；2005年，侯健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2-甲氧基雌二醇（2ME2）可诱导骨髓瘤细胞分化，2010年首次报道染色体4q-是多发性骨髓瘤发病的一个重要的遗传学事件。侯健在多发性骨髓瘤的靶向和免疫治疗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得到国际国内认可。

多年来，侯健一直奉行的“多看患者、多看书”的原则。2018年底，他所在科室做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骨髓瘤已经超过50例，初步结论认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在年轻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治愈性手段。在他的努力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骨髓瘤已经获得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在国际骨髓瘤工作组每年一次的会议中，侯健将研究数据拿来讨论，将造血干细胞移植作为推荐的方法。在中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已更新至第四版，侯健都是主要执笔人之一。

为提高我国多发性骨髓瘤的整体诊疗水平，侯健正在积极发起并尝试“1+X”的合作模式。何为“1+X”？侯健指出，是指其他机构围绕一个诊疗中心，开展多发性骨髓瘤的整体诊疗工作，合作共享检测技术。这主要是由于多发性骨髓瘤需要进行分层诊断和分层治疗，但并不是每个中心都具备全面的技术手段。侯健认为，在这一点上，可以在合作范围内，共享检测技术。

作为上海医学会血液分会主任委员，侯健一直倡导开展多中心研究，共享成果。2015年，在罗马召开的国际骨髓瘤大会上，侯健做了关于亚太地区多发性骨髓瘤治疗进展的特邀报告。这是中国人首次代表亚太地区在该会上做报告，其中的数据就来自国内几家研究中心的合作。